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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似乎不太一样。Δ笔Δ趣阁ＷｗΩＷ．  ｂｉｑＵｗＵ．Ｃｃ

    鴉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运动，其实其他几个口岸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的运动，华人跟洋人的冲突不断，比如林则徐在福州掀起的反入城，鼓励福州人学习广州人，比如宁波的暴力对抗，赫德甚至因此挨过打受过伤。

    五个通商口岸中，广州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前，都没让洋人进城一步，可有一个地方，从一开始就跟洋人相处的其乐融融，自始至终就没生过对抗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或许正是这种态度，让上海在之后短短几十年间就越了拥有八十年独占优势的广州，在中国大城市中独领风骚。

    但上海人为什么没有跟洋人爆冲突呢，其他地方的冲突，多是因为不了解所致，上海开放之前比广州闭塞多了，可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平心静气的接受洋人的到来，还租了土地给洋人，最后形成了租界。

    有人从文化上分析，认为上海地处江南，江南人文兴盛，百姓性格比较柔弱和包容，因此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

    但朱敬伦觉得，可能另有原因，上次在上海短暂停留，他现上海的洋人传教士之多，有些出于他的意料。

    本来以为这个时代愿意来中国的，大多数都是那种带着一股狂热的开拓和冒险精神，憧憬着大财的梦想，为四亿人口的自由贸易这种美好前景刺激得疯狂的唯利是图的商人，可是朱敬伦没想到，商人竟然只是一小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反倒是传教士占了多数，在这个时代，竟然是利益败给了信仰。

    他在法租界跟法国公使聊了聊，打听了一下法国商人在上海的利益问题，结果法国公使异常懊恼，此时法国在上海租界中，只有不到一百个侨民，可真正的商人竟然只有三个，剩下大多数都是传教士。

    后来法国人做过一个统计，1873年3月3o日上海共有法国侨民88人，其中只有3个商人，1875年总共213位法籍侨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总共15o位法籍侨民中只有1o到12位商人。

    法国天主教会也做了一个统计，现传教士人数竟占法籍侨民总数的半数以上：1874年在总共191位法籍侨民中，就有97位传教士；1877年上海有2oo位法籍侨民，其中就有1o4位是传教士。

    朱敬伦觉得，宗教可能才是上海人没有跟洋人冲突的最大的文化上的原因，朱敬伦还听一个热情的传教士说过一件事。

    原来基督教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上海这块地方，早在明朝时候传教士潘国光就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座天主堂敬一堂，先后展出了4万教徒。结果引起了清廷的担忧，于是172o年康熙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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