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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是大明最紧要的人物，老派认为一统江山才是改朝换代最大的宿命。

    结果大明政府的北伐遥遥无期，也始终不制定北伐的时间表。

    反而朱敬伦提出过通过和平谈判统一国家的愿望，还被一些大胆的报纸批评为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妇人之仁。

    他们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唯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权交出权力。

    老派也距离，古往今来，除了飘渺的三代之时，就没听闻有过和平禅让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个别野心家的政治游戏罢了，汉天子禅让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挟岂能成功，赵匡胤逼迫柴家孤儿寡母禅让，更是不知连词，大明皇帝想让满人禅让，不北伐，怎么可能？

    他们都想要北伐，可朱敬伦担心发生巨大的地政缘治崩溃危机，始终在等一个有巨大缓冲机会的时机，那就是等一场世界大战，可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染了民族主义的他们，就认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一个民族统一进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处征战，抢夺殖民地或者为了商业利益动用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对美国战争，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名族主义引导，大家战前普遍对美国没有好感，但让老百姓抵制美国货可以，让老百姓去打砸美国商人的洋行可以，让老百姓支持对美国战争，老百姓觉得不可以。

    随着战争的进行，反战的舆论就越强烈，已经习惯敢说话的大明报纸，什么话都敢说，他们甚至认为这场不和民心的战争，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新派大肆呼吁要建立议会制，广泛征集民意，让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这种立宪议会的民主声音终于在大明形成了气候，老派第一次没有站出来反对，保持了集体性的沉默，让政府再也不能孤立于舆论漩涡之外，必须直面舆论的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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