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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92年至1893年起，俄国出现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可观的一次高涨。从1890年到1900年，俄国铺设了22600公里的铁路。顿巴斯的煤、巴库的石油、南方的冶金业发展迅速。到90年代末，俄国的生铁和钢产量已超过法国而居世界第五位，铁路线的长度仅次于美国。

    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美国依然是世界发动机引擎，一场大明和美国的战争，不但没有影响到美国的发展速度，反而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战后重建，给美国提供了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从1894年开始，五年间美国新建和修复的铁路里程高达八万公里，是俄国的四倍。在战争刺激下，钢铁生产激增，战后助推了经济重建，美国钢产量高达两千万吨，大部分铁都被炼成了钢，价格从三十年前的120美元降到了13美元一吨，近十倍的降价幅度，意味着近十倍的效率提升。

    统一后的中国增长毫不逊色，同样因为战争作用，大明战前钢产量就翻了一倍，从战前的500万吨生铁和100万吨钢材，增长到了1000万吨生铁和500万吨钢材。战后钢产量大部分转为了工业建设，统一后的国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建的铁路里程达到了六万公里，是之前大明铁路里程的三倍。造船能力大幅度提升，超过法国，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位居第三。

    可以说，这轮经济增长，就是美国、中国和俄国带动的，中国经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开始进入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

    只是依然有所差别，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铁路虽然还是主要带动力，但电力工业，钢铁工业，已经开始跟铁路工业平分秋色，同时新兴的汽车制造业也开始发力。大明和俄国，则还是以铁路修筑为主要带动力，电力、钢铁开始发展，汽车业还没有萌芽。

    可即便如此，尽管还没有全面引领世界发展，仅仅是第二排，但依然摸到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摸到了漫长历史上长期处于的地位。

    让世界开始重视的同时，也开始感到威胁。

    威胁会带来防范，威胁也会带来拉拢。

    合理运用这种西方世界感受到的威胁，可以打破他们的防范，同时让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

    这些都是外交工作要做的。

    外交官们越来越能纯属的掌握这些优势，说白了还是当年李鸿章领悟的以夷制夷，问题是不同的国力注定了李鸿章的失败，因为他没有领悟到另一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

    只有强国才能主动寻找外交利益，因为只有强国，才有能力推行自己的世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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